空之战(张发奎：北流一役我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彻底打败了)

除了蒋先生之外，为什么我们要挑选吴稚晖、李石曾以及青红帮来抨击呢蒋先生把吴稚晖、李石曾奉为智囊。我前面讲过，我永远不能容忍吴稚晖，我也不喜欢李石曾，这两个人都是伪君子；至于青红帮，国民党一直利用他们打冲锋。

十月十日我致电蒋先生，阐明第四军的行动纯粹是悬念国民党的前途。这封电报由副师长李汉魂起草，以第四师反蒋将士的名义发出，究竟动机何在呢他们发表这一通电是为了澄清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对我的忠诚。前此，南京已经先后任命黄镇球与邓龙光取代我，李汉魂也是邓龙光与杨永泰的高州同乡。

最重要的一仗在湘桂边界附近开打。一天晚上正进晚餐时，李觉指挥的一个团袭击我的师部。是不是他故意攻打师部呢不，我们行军排成一字长蛇，李觉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当时我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我下令向敌军冲去，结果敌军伤亡逾三分之二，我们一个连堵击了一个团敌军的攻势。同时，电话将师部发生战斗的消息传到行进中的其他单位。后卫部队赶了上来，前锋部队退了回来，分进合击之下，击退了敌军，战斗持续了两小时。

倘若我的警卫连守不住阵地，我们能否成功抵达广西就很难讲了。如果吃了败仗，我们会失去公积金，我不被枪决也要坐牢。无疑，这是南进途中生死攸关的战斗。

那天晚上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他的战斗都损失轻微，整个南行途中伤亡总计仅一千左右，大多数减员是由逃兵引起的。

在南行途中，我有没有同俞作柏保持联系有，我们使用密码电报联络。我们计划向桂林挺进，休息一段时间就打回广东去。可惜当我们抵达广西边境时，俞作柏再度丧失政权。

俞作柏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率领李明瑞、杨腾辉回邕。俞起用了许多中共党员，如龚楚和张云逸、吕焕炎（时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广西各路编遣特派员），甚至杨腾辉（时任第七军军长）都犯了恐共症。于是，俞作柏被迫离开广西。李明瑞、张云逸、俞作豫等部退入桂西，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这时我才知悉李明瑞系中共党员。

几年后，在上海询问俞作柏，为什么他要重用中共党员他说：「原因很简单，打个比方，我好比在山间行路，天黑了，我精疲力竭，走不动了，又害怕虎狼袭击。突然间出现一座空轿子，轿伕问我去哪儿。虽然我知道他们不甚可靠，我也不能拒绝他们的服务，因为我不能在山中度过长夜。我只能盼望自己脱离险境。」他又讲了另一个例子：他把自己同北平的乞丐比较，后者冬天吞食硫磺充飢兼取暖，由于飢寒难熬，知道自己活不过来年春天。俞作柏被赶走后，吕焕炎与杨腾辉邀请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返回广西。此三人尚未回到故乡，吕焕炎就控制了局面。

一九二九年十月卅一日，我们抵达广西龙胜，我见到了吕、杨的代表们，以前我都认识。他俩叫我莫去桂林，因为李扬敬（黄埔系的六十三师师长）的粤军驻扎在那里，余汉谋的第五十九师驻扎在宾阳，李扬敬和余汉谋都是陈济棠（第四军军长兼广东西区绥靖委员）的部属。中央已派遣陈济棠部到广西堵截我们南下。我接受了他俩的劝告，改变了计划，遂向临川进发，在那儿稍事休息。同时，我们与李宗仁、黄绍竑的代表接了头。

十一月七日，到临川不久，李扬敬和余汉谋部都向梧州撤退，所以我们向平乐开拔，再挺进贺县。我被任命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我从贺县南下，到石桥会晤黄绍竑，他是从梧州北上的，粤军刚刚撤离那儿。十一月廿四日，黄绍竑与我订定了我军与桂军进攻广东的战略以及进军的路线。

据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一书中说及，他建议我部先休息一段时期，我则要求立刻攻略广东，声称倘若桂军不同意，我将孤军前进，是不是这样我没说我要孤军前进。黄绍竑建议我们休息一阵，我则希望夺回广东愈快愈好，广州是我们的目标。第一个理由是我军士气高昂，虽然从湖北一路打到广西，但他们并不疲倦；第二，我担忧我们一停下来，南京会派部队南下增援李余部；第三，我考虑到财政方面，设若我们滞留在广西，我们势必要向广西当局筹募军饷。

我同黄绍竑开完会，即返回贺县，率部向广东挺进。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怀集——广宁——清远，我们是左路军，桂军是右路军，他们行军路线是德庆——肇庆——四会。

我们东进途中每天遭受广东空军的轰炸吗当我的部队在怀集与广宁之间的竹林中行进时，我首次见到张惠长（时任军政部航空署署长兼广州航空学校校长）的机队，他们执行轰炸与侦察的任务。我命令士兵们坐下，用树枝伪装他们的军帽。炸弹只有廿五磅重，我知道它有多重，因为一颗炸弹掉在我右前方，不知何故它没有爆炸，我真幸运，我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虽然炸弹小，但也使我头疼。诚然，我们没有空军。鉴于这一次教训，我们等太阳落山才行军。

广东的飞机每天都来袭。另一件难忘的经历发生在我们渡过北江向花县进军之时，黄昏时飞机来袭，那时我正在水稻田里，炸弹爆炸后，我发现自己被埋在泥浆中。

直到逼近花县，我们一直未遭遇敌军抵抗。十二月八日，中央军加入了战斗，中央派了三个师到广东，分别由朱绍良（第六路军总指挥）、毛秉文（第八师师长）和陈继承（第一军军长）率领，他们都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直接指挥。朱绍良与毛秉文的部队号称「朱毛军」，与中共朱德毛泽东所部一样，朱德的姓氏要放在毛泽东的姓氏前头。没人称呼「毛朱军」，因为倘无朱德的部队。

我军击败中央军和部份粤军后，便进驻离广州才廿多里的人和墟。一天，我正率部追击毛秉文，广东空军出现了。我到一间收容毛秉文部伤兵的屋子躲避空袭，因为不忍听闻他们的痛苦呻吟，我带了一名参谋与一名卫兵去了另一座房屋。在那瞬间，炸弹落到第一间房屋。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在进攻广州之役，我三日三夜不眠不休——通常我是嗜睡的，甚至在马背上也能睡着。这三天我不进食，只是不停地喝水和抽烟，那时我秤了下体重，仅仅九十多磅。

我们离龙眼洞不远了，当我们俘获冯应干时，我们能看到白云山。他是我的同窗，蒋光鼐（中央讨逆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手下高级军官，当时担任信使。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密函，我们得悉，蔡廷锴（第六十师师长）正率部偷袭我们。我断定：即使我们能攻入广州，最终也会被消灭。故我下令撤退。

然而我们没有同蔡廷锴部在九传湖发生激战吗是的，我们没有立即后撤。一回想起那场激战，我脑海中总是浮现蔡廷锴要偷袭我的消息（据《第四军纪实》一书说：左翼追至人和墟不直下广州系处置失当，且两军联络不实，友军不十分拚命攻击前进，加上敌军空军参战，以致功败垂成）。

十二月十二日，我的部将都同意我撤退（占领人和墟后，因回援两龙墟，剧战四昼夜之久。中央军飞机大炮集中炸射，第四军死伤惨重。第一营的连排长伤亡殆尽，独立营营长黄克白阵亡，卅五团团长李汉炯受伤。在万分紧急中，第十旅的团长黄世途失踪，十一旅的团长孟敏也失踪，前线无人指挥，各班独立苦战。十二日下午全线伤亡惨重，第八路军迄无消息，张发奎不得已才下令撤退。）的决定吗我的副手李汉魂与所有的旅长都同意我的决定，

然而，此后有人抨击我这一决定：既然陈济棠和何应钦已登上炮舰逃走，他们坚称，若我攻入广州，局势将发展到我们难以预料的畅顺（随军向导说：广州的要人均准备下船退却，若乘胜增兵进入广州，则两广之敌后路断绝，不攻自破，张桂军不至于后来受飞机及多数敌人增援两龙墟苦战之害）。但是当时我不知道陈济棠已准备弃守。诚然，倘若我知道此事，我不会下令撤退的。

桂军沿着粤汉铁路行进，有几支部队并未打过硬仗，抵达新街后，桂军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一九三0年一月初，我们撤到平乐，召集会议检讨广东战役的成效，李宗仁白崇禧都承认：旅长黄权和蒙志没有打出水平。由于黄、蒙二人亲近吕焕炎，李、白怀疑他俩心存异志，就同黄绍竑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李宗仁命令我解除黄、蒙两部的武装。我邀请二人到我的师部，向他俩出示李宗仁的手令，然后扣押。他俩被押解到桂林监禁。我缴了这两个旅的械，然后把两个旅的官兵移交给李、白。

我们撤离广州地区，以保存实力。虽然行军缓慢，敌军却不想赶上来交战，只是以同样慢的步伐尾随我们。

在广东，我部遭受重大损失，只剩下一万四千多官兵，其中仅八、九千人是战斗兵。我将他们整编为两个师，分别由李汉魂与邓龙光指挥，韩汉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我们再次挂出第四军招牌以振作士气。

我们释放了侯志明与其他在发起第二次护党运动时扣押的政训人员。我们到了广西有没有在军中恢复国民党的党部是的，本来我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坦白讲，这个党已「名存实亡」。

我们接受桂系的指挥，据李宗仁说，是汪精卫吩咐我的，是吗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不得不要求李宗仁提供军饷，这一段时期过得特别艰难，自从驻防海南岛以来，我第一次欠发饷银。桂系只发给我部士兵与士官每天两角钱，军官每天四角，另外供应大米。广西的货币值钱吗很不值钱！每日两角饷银中，一角五分耗费在燃料与食物上。我部下士兵在广西没有见过猪肉。以往我们的伙食要丰盛得多。

当桂系资金短绌时，就发给我们鸦片代饷。如果市价每两鸦片二十元，桂系就以一两鸦片顶替二十元下发，而我们卖给老百姓只能收回十七、八元。可是李宗仁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与我们军部都不能直接出售鸦片，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更低的价钱，也只能自我安慰：聊胜于无。

做为「客军」，我们不能涉足包赌包烟等黑钱。能不能从公积金支取些许不，既然我们接受桂系指挥，它就要负担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武器弹药来自何处主要来自缴获敌军的装备。此外，我们的部队常常缩编，故需求不大。每一场战役之后，我们都派人到战场上搜集子弹壳与炮弹壳，送回军械库去重新灌注炸药，广西是没有兵工厂的。

那时部队里能配备何等样的医疗设备我们拥有西医，但是药品严重短缺，只好使用中药。我们聘用中医吗李汉魂引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中医——林英标，早先他在桂军第三师服务，我聘他为我部服务。

这一时期，第四军的粤籍官兵占多少湖南人已经多于广东人，我们也有广西兵，因为们合并了一大批李宗仁部属；我还有一批北方兵，他们从张学良部投降过来，一直追随我。

这段时期，我下令处决了一个违反禁赌令的士兵，他玩「番摊」时被抓获。我必须维持军纪。

同第四军的精诚团结相比，桂系内部的人际关系实在太复杂了。桂系依靠吕焕炎，因为它自己的部队大多都打光了，仅李明瑞、杨腾辉跟随俞作柏回到广西。此时李明瑞已逃到桂西，只剩下杨腾辉。杨腾辉害怕李、白、黄，因为在武汉他曾转而反对李、白、黄，留下了案底。

在桂系，黄绍竑的力量有多么重要我很难确定桂系内部哪一部分效忠李宗仁，哪一部分效忠黄绍竑。白崇禧是追随李宗仁的，李、白之间没有隔阂。只有广西人自己才知道他们各人的实力，外边的标语写的是「李、黄、白」顺序。

当我完成部队的整编时，吕焕炎勾结陈济棠发动了一场叛变。黄绍竑与我率部南下，在贵县和桂平一带进击吕部，吕焕炎逃离广西。自此，我部开往桂西南，那儿没有敌军，我们可以利用广州湾（今湛江）重新打开鸦片出口贸易。我们还要自己寻找食米。

一九三0年二月六日，我到达廉州，不久薛岳重回第四军。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无疑「雪中送炭」。

此时，粤军撤至梧州，蒋光鼐同我们驻香港的代表李章达取得联系，蒋和李是同学兼同乡（东莞）。蒋光鼐表达了同我们合作的愿望，建议我们派遣密使到梧州去。他答应不同我们开火，我们可以平安开赴梧州，他想同我们合作消灭陈济棠部，进占广州。

我们相信他是诚实的，也愿意同他合作，他原来是我的部下。于是我们派司徒非（司徒非，一八九三～一九三七，广东开平县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江门市长、广州市公安局长。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时任十九路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参加闽变。一九三七年七月受一五六军军长谭邃邀请，任一0六师中将参谋长。曾参加淞沪会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在南京南门突围时中弹殉国。）与（副官处长）王超去梧州。他俩一到梧州就被扣押了，这是我们头一次中了蒋光鼐的奸计。

一九三0年二月中，黄绍竑与我率部在北流（战场在北流东三十里的三和墟，由于张桂联军要佯攻，故损失极重，前线连排长伤亡殆尽，激战两昼夜，至二月十六日全线动摇溃退。黄绍竑承认自己指挥失当。）同蒋光鼐、蔡廷锴接战。当我命令士兵冲向敌阵时，他们带上了全副装备，他们说：如果打胜仗，上级不会在乎，会补充装备；如果战死，那就无所谓了。

这一仗，我们被彻底打败了。当士兵们后撤时，邓龙光想阻止他们，其中多数人不敢再退，但有个士兵不听从，邓龙光就地将他击毙了。

经此一役，蒋光鼐的六十一师与蔡廷锴的六十师自称「钢军」。蔡写信给我说：「人们称你是勇士，如今我发现你只不过是豆腐军。你不敢勇敢地面对我。」他又说此后我们不应再使用「铁军」称号。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的，什么将官会胡扯这些东西！「铁军」称号毕竟是人民颁给我们的，并非我们自吹自擂！

北流之战损失有多大伤亡一千多人。伤亡官兵如何处置我们把死者留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也把不能及时转移的伤兵留下了。我们安慰他们不要担忧，敌军不会杀死他们的。敌军怎样处置伤兵根据惯例，他们应该把伤兵送进医院。能做到吗他们常常不必为我们的伤兵费神，伤兵们慢慢就会归队，有些是由人民协助回营的。

我们的战斗部队下降到五、六千人，此时我将第四军缩编为三个团，分别由吴奇伟、薛岳、韩汉英指挥。

北流之战后，第四军的将领们有没有打电报给黄绍竑安慰他说打败仗是由于第四军执行任务不力那也许有人。北流之战是黄绍竑指挥的。经此一役，他的态度转为消极。我们想安慰他，我们自然不能说这一仗自己打得好。

我们退到桂西南。不久，我们在敌军压力下退至南宁。可是，他们并未全程追击，而是停在郁林地区，随即又退至梧州。此时唐生智反蒋失败，通电下野去了香港，他给了我们十万港币，这笔钱是交给香港的著名药房「陈李济」之老板李郎如，他负责第四军香港办事处，这办事处是一九二七年我们初次失利以后在香港非正式设立的。钱存在香港，因那时没汇钱去广西的渠道。

我们同北方武人阎锡山、冯玉祥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我不太清楚，因为专注于军务。国民党左翼的要员陈公博、顾孟余等都住在香港，与阎、冯保持联系。由于这些左翼要人无法进入广西，故我们派遣密使去香港同他们联络。在那些岁月，桂系首脑离开广西殊难成行。

北流一役失利后，桂军与第四军都捉襟见肘了。前途渺茫促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湖南。一九三0年五月，李、白与我决定进军攻打长沙进逼武汉，以便那儿与在华北已开始反蒋的阎、冯连成一片。为了进军湖南，我们招募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