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路-【青岛地名文化】上海路——现代教育发祥地

上海路，在青岛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平常之路。

它修建在大鲍岛丘陵地带的最高处，最初叫上海街，东南起点与胶州街垂直，一路向北，再转西北，穿过胶济铁路，止于冠县路。越过冠县路，就进入码头了。上海街是当时自欧人区经华人区前往码头的便捷之路。

因为上海街，它周边的道路便都以当时著名的口岸来命名了，如吴淞街、宁波街、广东街等。

上海街屈尊于此，怨不得青岛怠慢。一百多年前的上海远没有今日的声名显赫，它不仅不及香港的繁荣，甚至不及广州的名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德意志帝国本身。一百多年前，德国正与大不列颠叫板，争夺欧洲乃至世界的领袖地位。上海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英租界在上海具有绝对统领地位，德国人对英国百般诋毁、压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卫礼贤这个年轻的民间传教士，也在德国主流媒体的影响下对上海颇有微词。他在由德国到青岛的漫长旅途中，曾短暂停靠上海港休整。他写下了对上海的最初感觉：

上海（Schanghai）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是，我在那儿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

历史的恩怨情仇都是过眼烟云，随风而逝。当年的上海街，今日的上海路，倒是贴上了一张永远无法磨毁的时代标签——青岛现代教育的发祥地。

成其事者，还是那个德国传教士卫礼贤。

卫礼贤是一个德国玻璃彩绘师的儿子。在宗教题材的手工玻璃彩绘不仅是教堂的必备装饰，而且成为皇室和普通民居追求的时髦时，玻璃彩绘师的职业便是令人羡慕的了。卫礼贤一家吃穿不愁，过着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家里甚至为他谋划好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子承父业，也做一名玻璃彩绘师。所有这一切在卫礼贤九岁那年的一个早晨破灭了。卫礼贤的父亲患病身亡，而父亲在生前的最后几年迷上了刚刚诞生的摄影，为购买设备和器材欠下了巨款，他的那个玻璃彩绘作坊用去抵债，尚且不足。卫礼贤笃信基督的母亲把他送去了神学院。毕业后，卫礼贤成了一名基层教区的传教士。在这里，卫礼贤居然看上了他的精神导师、富裕的教区主教的女儿。当他向主教请求将女儿嫁给他时，主教严词拒绝。卫礼贤明白，凭他的财富和资历，远没有达到迎娶主教女儿的程度。

上苍给了卫礼贤一个绝佳的机会。《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之后，德国同善会招募去中国青岛的传教士。远涉重洋，相距万里，蛮荒之地，前程未卜，许多人将海外传教视为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卫礼贤毅然报名，几经甄选，竟被选中。在启程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卫礼贤收到了主教的电报，主教同意了他的求婚。

踏上青岛的土地不久，卫礼贤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德文名字叫理查德·威廉，根据谐音，他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礼贤。他践行着同善会的传教宗旨，不以发展教徒为唯一目标，兴办教育，建设医院，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传教目标。

办学之初，卫礼贤绝没有做“青岛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这样宏大的心愿，他只是想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提供一个中德文化交流的平台。

1900年初秋，来到青岛刚逾一年，卫礼贤的学校便开学了。在总督府的官方登记中，这所学校被称为德华学校或德华神学院。

最初的校舍是在他位于胶州街的临时住处内。院内有一栋二层小楼，上下各三间，辟作教室和学生宿舍，又建了几间平房，作为学生宿舍及食堂。

生源更是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八九。小的刚刚发蒙，大的竟有娶妻成家的。书院初创，连班级都无法编排，只好以年龄为线，分为大班、小班两个年级。大班每日上课七小时，小班每日上课五小时。

卫礼贤亲自担任小班的德语老师。他没有受过教育学的专门训练，但他懂得形象与启发式教学法。一天，卫礼贤拿来了一幅天鹅戏水的油画，在向学生们讲解了油画内容后，他用粉笔将天鹅画在了黑板上，用德语开始问答教学:

“这是什么”

“这是天鹅。”

“这是什么”

“这是头。”

“这是什么”

“这是眼睛。”

“这是什么”

“这是嘴巴。”

……

直观，形象，易学易懂，妙趣横生，这种授课方法很受学生们欢迎。

卫礼贤一直尊崇他老师的教诲，“到中国人中间去传教”。在同善会为他修建固定住所时，他没有在欧人区择地建房，而是将住宅和办公室建在了华人区上海街一处向阳的山坡上。书院中的中国老师称赞：“此地爽朗幽静，空气新鲜。西挹海湾一碧无际，东眺崂峄尖削如笔。”

这是同善会为卫礼贤和他的同事建造的供两个家庭使用的对称建筑，连带阁楼一共三层。两侧是精巧的旋转木楼梯，楼梯间门厅似童话般雅致。两户人家各走自己的楼梯，互不干扰。两家之间以洗手间为隔断。而两家合用的一楼高挑的门廊和二楼宽大的阳台，又使整个建筑浑然一体。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良苦用心。实用为第一位，美观是第二位，但实用和美观结合得如此自然、顺畅，令人叹为观止。

幸运的是，这座由德国设计师弗朗茨·莫尔勒设计并建造的气派的欧式楼房，至今还挺立在上海路上。

就在这个阔大的院子里，卫礼贤督建了新的礼贤书院，有教室、礼堂、操场、学生宿舍、餐厅、厨房、储藏室、教职员办公室等，可谓规制严谨，设施完善。

在这个属于同善会又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的学校里，卫礼贤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现代学校的规范严加管理。

学生宿舍两人一间。一室之内，设有木床两张，一桌一柜，两个凳子，一盏煤油灯。每室每月一斤煤油，供点灯之用，由书院供给，不收费用。

学校的一切活动以鸣锣为号。早餐在7时至8时，午餐12时至午后1时，晚餐18时至19时，过时不候。晚8时全体学生集合于礼堂，点名后诵经布道。每日三餐前要祷告。晚9时半鸣第一遍熄灯锣，学生做就寝前的准备，10时鸣第二遍锣，各宿舍必须熄灯就寝，否则以违纪论处。

生活上的要求，卫礼贤更为严苛。他大约要培养一代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文明之士。

学生食堂，主食米、面交替，只有中午有炒菜，早、晚只以咸菜佐餐。但考试期间，卫礼贤吩咐厨房，三餐皆有荤菜，以犒劳辛苦的师生。

对于个人卫生，卫礼贤尤为重视。他规定，全校师生，每两周理一次发，洗一次澡，每周洗一次衣服。这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件稀奇之事。理发，是请理发师来学校，为每一位师生修剪头发。洗澡，是集体列队，到市区的浴室沐浴。教师和大班的学生可以洗盆浴，而小班的学生则统统赶到大池子里去尽情玩水。洗衣服，则是学校雇请两名洗衣女工，每周来学校为师生提供洗衣服务。

办学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它的产品——学生——的质量优劣上。卫礼贤深得其中三昧。为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学生，卫礼贤决定，连续三年每门功课均在85分以上者，免除学费。这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卫礼贤遵循教学规律，科学安排课时，注重劳逸结合。主课及数理化课程一般安排在上午8至12时讲授。此段时间学生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学习效率极高。下午则是副科、作文、文体活动等，不是十分紧张。对于毕业生，卫礼贤一定要举行毕业答辩，让学生们锻炼在大庭广众之下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各班每周必须有一堂正规的体育课，学生们在操场上练习单杠、双杠、爬绳，或是以木棒代枪，对打演练。

卫礼贤还在礼贤书院的东南隅割出一角，大胆开办了女子班，动员妻子亲自授课。卫礼贤为女班制定了独特的课程，既有基础教育的德语、算术、地理、生物、图画、音乐等，也有适合女孩子特点的体育课、家政课、缝纫刺绣课、烹饪课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卫礼贤妻子将她反对“缠足”这一残酷“肉刑”的理念，贯穿于她的女子学校教育的整个过程。她坚决鼓励女学生们反对缠足，并在自己家中收留放足的女孩子。对那些强制给女孩子缠足的家长，她不惜以报警相抗争。

卫礼贤不断思索和探讨教学的改革。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他对教学的设想和教育理念的完善。1910年，他对自己编制的新教学计划兴奋不已，在日记中表露了一丝沾沾自喜的“骄傲”：

教学活动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开展：在业余时间，让较为年长的学生建立起自由交流的平台——通过这种方式，试图引导他们更多地进行独立工作与研究。这样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与兴趣爱好，划分学习范围。一部分学生将学习哲学领域的翻译，另一部分学生借助抄写和誊写版印刷的教科书，学习物理、化学、历史等科目。这种方式让学生在书的制作过程中就已经学会了一部分，当他们最终拿到书准备背诵时，能对知识更加熟悉。这种自由结合、让学生参与其中的教学方式，也适用于很多中国学生——因为他们并不像世间盛传的那样，只会应付考试。

卫礼贤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由衷尊崇。他凭自己的艰苦努力，在德国翻译出版了《三字经》《论语》《礼记》等中华典籍，又在大学士劳乃宣的帮助下，成功翻译了深奥而艰涩的经典著作《易经》，在当时的德国及欧洲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对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深入理解，对教育本质客观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认知，使得卫礼贤在不经意间站在了青岛现代教育的前沿。

青岛的现代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就这样悄悄在上海路上扎下了根，并迅速浸润开来。

礼贤书院的示范作用终于赢得了回报。1920年，基督教教徒刘寿山兴办的一所教会小学于礼贤书院隔壁落成，取名尚德小学。它的“尚志养德”的大众教育理念和平民化色彩，很快得到了社会认可。

2002年7月，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常委宋平偕夫人来青岛视察。刚到住地安顿好，宋平便提到，他曾在青岛尚德小学读过书。有关部门查找确认，当年的尚德小学已更名为上海路小学，学校当年的老建筑已经拆除。从交给宋平辨认的学校老照片中，他一眼就认出了那高高的塔楼。于是，宋平来到上海路小学寻踪怀旧，走进了他的母校。八十五岁的老校友重新走进当年的校园，这个场面，令人感慨。

上海路6号是座有故事的建筑。抗战时期日本占领青岛后，大力鼓吹“大东亚共荣”的陈词滥调。《兴亚新报》就是占领当局出资兴办、代表日本侵略文化和意识的官方报纸。兴亚新报社的社址，就在上海路6号。这座三层楼房是那个时期日本建筑的通病，不东不西，多种建筑元素混杂于一体，但日式建筑的推拉式房门和落地窗是日本设计师无论如何要顽固坚守的设计理念。

抗战胜利后，兴亚新报社作为敌伪财产被国民政府接收。在覆地翻天的最后时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机关报《民言报》进驻了上海路6号。顺理成章，政权更替之后，接管青岛的胶东区党委机关报《胶东日报》在这里安营扎寨，自1949年6月出版至1949年12月。

1949年12月10日，《青岛日报》在太平路33号创刊出版，接替了《胶东日报》的机关报职能，《胶东日报》随胶东区党委撤回莱阳。此后，市政府将上海路6号楼以及它旁边的大剧场和第三公园合并改造、建设，共同组成了青岛市工人文化宫，为青岛的职工群众打造了一方文化活动的场所。各类文化演出和球类比赛时常在这里举行。

其实，青岛人最感兴趣的是上海路上的第三公园。这是一个下沉式广场，要从上海路高高的楼梯上走下来，才能踏进公园之内。第三公园最初是个什么样子，大约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了。青岛人从认识它的那一天起，就知道第三公园是一片裸露着黄土的广场，地面坑洼不平，无数尖利的碎石块钻出地面，没有一点点花园的样子和痕迹。广场的一角有一个水泥地面的灯光篮球场，这是第三公园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气候宜人的夜晚，在这里看一场职工队之间的篮球比赛，也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有时，会有外地的马戏团租下广场，在广场中央搭起高大的圆形帐篷，连续演出几十场马戏节目。高大的骏马、威武的狮子、憨态的棕熊、灵巧的小猴……各自都有拿手的表演节目。这时，便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了，尤其那串场的小丑，红红的鼻头、三角高帽、夸张的皮鞋，让孩子们喜爱得不得了。

“三年困难时期”后，每年的秋天，第三公园会举办物资交流大会。这不知是哪一位高手想出的绝妙名称。当时，所有生产企业在严格的计划指导下生产出产品，产品按计划、按全国统一价格供应给人民群众。生产资料调拨给各工厂、企业。无论多么精细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因而，在那个年代，产品总是供不应求，而生产资料又常常多余闲置。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就是让各企业将自己多余的生产资料拿出来，在这里进行交流互换，以自己多余的物资换回紧缺的生产资料。原则上，生产资料是严禁买卖的，只能以物易物，协商交换。

当这些生产资料以劳动工具的形态展示出来时，吸引了多少渴求的目光：全套的电工工具、钳工工具、木工工具以及机械维修工具，小巧的台钳、实用的老虎钳、小型台钻……不但物美，而且价廉。还有那些规格不等的全钢电镀滚珠轴承，深受人们的喜爱。买四个轴承，钉一个滑轮平板小拖车，是多少青岛人家的强烈愿望。物资交流大会就这样变成了劳动工具的“大卖场”。紧接着，在后来举办的物资交流大会上，百货零售企业也加入进来，第三公园广场被临时搭起的售货帐篷挤了个满满当当。

物资交流大会是中国商品经济的探索和萌芽，它不仅是企业的一种自救行为，而且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打开了企业与市场的大门，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冲破了当时计划经济的许多藩篱，为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料找到了用武之地，真是个一举数得的好事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路上的工人文化宫成了青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沿阵地之一。文化宫率先请来上海的工人剧团，在工人文化宫剧场演出了反思“文革”的话剧《于无声处》；又举办各类高水平的报告会，启蒙般地开讲历史、哲学、文学、美术等专题讲座，听众踊跃，观者如堵；还开办多种文化补习班，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提供学习的机会和舞台。那时的工人文化宫，白天人群熙攘，晚上灯火通明，何其热烈！何其辉煌！

由此可见，上海路对青岛的历史贡献，不可小觑，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值得后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