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歌吟(《大地上的歌吟》：研析赵德发文学创作的用心之作)

《大地上的歌吟》：研析赵德发文学创作的用心之作

施战军

赵德发是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他自1979年踏上文学之旅，潜心创作四十年，先后完成“沂蒙系列中短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文化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蓝色三部曲”的前两部《人类世》和《经山海》，迄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800万字，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他的作品以恢弘的气势反映了中国当代发展的生动实践，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寄予了对未来的美好希冀。2018年年初，我约他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长篇小说，他如约完成28万字的《经山海》，荣获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该作品获奖后不久，我收到了文化学者、批评家李恒昌先生的新著《大地上的歌吟---赵德发创作评传》书稿。这是一部令人感动的书稿，一部倾心用情之作。这部专门研究赵德发及其作品的评传性著作，为我们全息呈现了这位来自大地上的文学修行者的生命长吟。这长吟的旋律或庄严静穆、或高亢激越、或低回婉转、或激愤哀怨、或温暖或悲凉，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正是著者对作家既有人生经历的深刻感悟、对其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度挖掘，彰显了赵德发文学修行之旅和修行结晶的多维度启示价值和审美意义。

深度挖掘了赵德发不断奋斗、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和情怀。俄罗斯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在其《苦难的历程》中曾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人生才变得更有意义。”恒昌先生以充满深情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赵德发文学人生的无数次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他用马克思主义“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因与外因”这两对哲学范畴深刻阐释了赵德发不断奋斗、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因，再现出外在条件的变化是赵德发文学启蒙、奋起、取得辉煌的触发引信。一是深刻揭示了赵德发不断奋斗，勇于超越自我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外因。《大地上的歌吟》告诉我们，种种难于历数的苦身又苦心的际遇叠加在一起，磨砺出了赵德发超强的人生意志，它所积淀下的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既是赵德发文学启蒙的外在自然条件，更成为促进其追梦文学的不竭动力。二是深刻揭示了生命遗传密码是赵德发从文学启蒙最终走向创作辉煌的第一条件。著者对于赵德发“文化望族”的历史述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音乐、美术、文学的创作必以天分为基本前提，早已是学界通论和共识，潜藏在赵德发身心里的文学血脉，冥冥之中需要一种在苦难中的刻苦修行才能喷张。三是深刻揭示了作家带着创痛的翅膀起飞、翱翔的辉煌。著者通过创作的摇篮、燃烧的梦想、难忘的初心、生命的呼唤、毕生的修行五个乐章的抒写，让我们看到作家的文学梦想无一不是在与现实的抗争中一步步得到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一生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赵德发的每一次坚守、每一次选择都是如此的决绝。“生命的呼唤这五个字说得真好，它从根本上说明了他弃政从文的深层次原因，它不是因一时的糊涂、一时情感的冲动，而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渴望和呼唤！”恒昌先生一语道破了德发没有缱绻而只有决绝的文学理想的选择是因为“生命深处的渴望和呼唤”。四是深刻揭示了赵德发的人格与精神是其创造文学生命辉煌的首要前提。“他就读于山东大学作家班时，离住处不远就是洪家楼天主教堂。每到周末，去那儿做弥撒的人许许多多。起初自己还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后来天主教徒们庄严齐声诵念祷文时，他仰望着高高的教堂穹顶，竟然悄悄地流泪了。由此，他联想到了自己深爱的文学。他确认，文学也是一种宗教。自己就是要做一个一心追求文学的虔诚教徒。”“他发现一个人一生只干一件事后，他便选择了‘弃政从文’，从此他的人生线索便合并成了一条线索：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追梦，不断奋斗。无论是他人生的哪个阶段，也无论是他前进的哪一条线索，他的生命旗帜上，都写着两个大字——‘奋斗’”。恒昌先生的动情书写，让我们看到的是赵德发创作之旅“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互融态势、每个字都浸透汗水的文学深情。赵德发塑造了文学，文学也塑造了赵德发。我曾讲过：“文学之道即旅人的行进，作家的道路和文学的道路一样都是永无止境的漫漫长旅。旅人或多或少应该有自己的方向，那么对‘世情’的深刻洞察，恐怕是确定坐标和方位的好办法之一”。诚如著者在书中强调的，正是因为赵德发灵魂里固有的那份敏感与对苦难的体验，让他对世情才有了深刻洞察，也正是这种深刻洞察，也才有了赵德发将“生命献给文学”这样一个人生向度。

深度挖掘了赵德发作品紧贴土地、反映时代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风骨。恒昌先生遵循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坚持从具体作品出发，分析和评判了赵德发的几乎全部作品，深刻洞见其思想的肌理和精神的风骨。马克思在评价萨克雷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时曾说：“现在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解释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揭示的还要多。”《大地上的歌吟》深刻揭示了赵德发作品所蕴含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守望精神，指出其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文化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以及《人类世》和《经山海》等作品充满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忧思，展示了赵德发具有的浓厚的赤子情怀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他用广阔的审美视野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无论面对怎样的人生困顿，他的文心始终朝向真诚、朝向温暖、朝向悲悯，正是这一人格力量，使赵德发的每一部作品都散发出连通广宇的思想力量。一是深刻揭示了赵德发创作精神从萌芽到长成参天大树的历程。赵德发自第一篇短篇小说《狗宝》再现单纯朴素、亲切可人的人性之美，《闲肉》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对政治生态的指陈和民主的梦想，到中篇小说《小镇群儒》对教书育人清澈宁静、赤诚敬业那样一种职场生态的深情呼唤，直到长篇小说《人类世》发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忧思，新作《经山海》那种经山历海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的宏大抒写，无一不显现出赵德发作品思想精神内涵从单度到多维、从个体到群体、从一隅到世界、从朴素情感抒发到人类灵魂终极追问，思想不断富集这样一个复杂嬗变、螺旋上升的辉煌历程，生动呈现出赵德发及其作品这棵思想参天的大树斑斓着乡土的黄色文明、海洋的蓝色文明、灵魂的思想精神如火一样红的三种基色，以及这棵参天大树依然在生长、在蓬勃的态势。二是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演进逻辑的波浪和曲折。《大地上的歌吟》通过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刻分析，在让我们看到繁茂的社会景象如潮汹涌地向前推进的同时，更让我们清晰看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逻辑。这种历史的逻辑并非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充足理由律和不矛盾律那样的简单，而是既有不同时代文明活力因子的遗传，又有郁积到今天的历史沉疴，悖论、逆反、矛盾，交汇其间难以拨乱。比如《大地上的歌吟》论及了“城市化对人的异化”、“封建伦理道德与现代法制的强烈冲突”、“工业化进程加速与田园牧歌的毁灭”等诸多矛盾，不乏警世、醒世之声。恒昌先生以哲学的视角为维度，让我们从赵德发的文本中看到了什么才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这在著者对赵德发九部长篇小说的系统分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三是深刻揭示了时代精神的多样性、复杂性。在这种多样复杂的时代精神中，恒昌先生深度发掘出了蕴藉在赵德发文字中的时代主流思想，以及社会意识流脉的奔突，或潜流暗涌、或断层悖论、或灰色地带。所有这些，全部在德发作品塑造的人物和再现的时代背景中凸显出来。从“人性的检验”（《狗宝》）、精神的守望（《断碑》）、“文化的悲歌”（《蚂蚁爪子》）到“无知的偏见”(《闲肉》)、“愚昧的代价”（《窖》系列），每一个灵魂的断面，每一处场景的暗影，每一次情感流泻的瞬间，每一回犹疑不定的选择，无一不折射出或浓或淡的时代精神的星点，这些星点的集束构成了时代思想内涵的强光。四是叩问时代，凸显了被漠视被压抑的个体生命及精神痛苦的存在。恒昌先生以批评家的勇气在《大地上的歌吟》中对一众悲剧人物的分析，昭示出每一个人物的小悲剧都是社会时代大悲剧的命题。它深刻启示我们：“瓜瓤”、“郭全和”、“高秀燕”、“李明远”、“孙参”同样是社会、时代的代表，因为从主体性生命精神的维度考察，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表征与存在形态。直面这种表征与形态，恒昌先生将赵德发及作品置于“疗救者”的队伍里并将其作为这支队伍的主将给予了高度评价。“充满知性，充满哲思，充满诗意，放射理性的光泽和思想的光焰，它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能引发思考，启迪心智”，这既是作品显现的批判力量的光辉，更是一种救治力量的光焰。五是指出，寄予希冀和美好是赵德发作品紧贴大地反映时代思想内涵和深度的有力体现。恒昌先生特别指出了赵德发没有停留在再现愚昧、悲剧的层面上，而是令人信服地描绘出人性的复杂，即便是十恶不赦的人身上也会存在的人性微光。“当我告诉人们在一只老虎面前要怀着戒心的时候，我不能不把老虎的美丽发亮的斑纹也指出来”（席勒）。赵德发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尽最大可能放大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辉。著者在“窖系列”中对“章互助”这个人物的分析堪称这方面的范例。六是呈现了历史文化思想的纵深。《大地上的歌吟》在分析赵德发的创作时，指明了他反映时代的思想深度方面有一个坐标体系：它无限宽广的端面（切面）是把人物及人物生活的舞台作为当代中国的现实回响；它的纵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思想的纵深。这个纵深企及了哲学、宗教、史学、文化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诸方面的大文化脉象。著者在评传中并没有堆积这些知识，而是呈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思考辨析，探究了“端面”与“纵深”之间联系的成因，著者也因此表达出贯穿赵德发及其作品“问天、问道、问苍生”的博大情怀和思想精义。恒昌先生在书中写到：“赵德发站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放眼四望，那广泛散布着龙山文化堆积的田野里，农人们此刻忙忙碌碌地干活的情景，引发了他新的思考。这儿生产的‘龙山小米’，是我国四大名米之一。而在收获过‘龙山小米’的土地里，新种下的麦子已经禾苗青青，预示着明年的稔穰。庄稼一季一季，人类一茬一茬，四、五千年恍然而逝。看看从这里挖掘出的历史，再打量一下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他追问：与那时相比，人类有了哪些进步，又有了哪些退步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看不到进步，就会丧失前进的信心；看不到退步，也就没有继续前进的压力和责任。”“赵德发的眼前，一片苍茫……这一片苍茫里，写着他关于人生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希望。”《大地上的歌吟》让我们看到了熠熠生发的思想光芒。

深度挖掘了赵德发作品富有系统性、开拓性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大地上的歌吟》归纳总结了赵德发作品艺术维度的总特征：“内容选择的战略性”、“人物塑造的群雕性”、“乡土文学的突破性”，并强调其“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谋篇布局的高远、叙述方式的创新和情感表达的真挚上”。他提出了赵德发的创作及作品在艺术特色和风格方面富有“系统性”和“开拓性”的论断，对此我深有同感。在给“大地之魂”书系之一赵德发中短篇小说集《嫁给鬼子》的推荐语里我曾写到，“赵德发是当代乡村小说的高手，同时也是题材广博、写法多样的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大地上的歌吟》在卷九第一章至第三章里，从题材、体裁、结构、语言、品相、风格、归流诸方面对赵德发作品的艺术特色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也恰恰是“题材广博、写法多样的文体意识”构成了赵德发艺术特色的系统性和开拓性。一是分析论证了其题材广博性。无论读者还是研究者，一般认为赵德发是乡土小说作家，恒昌先生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赵德发题材选择广博的新视角，即赵德发作品的题材是借了乡土这一硕大的“楔子”狠狠地楔进了人和人的灵魂并对接、际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地上的歌吟》不少篇章都论及了“从乡土出发，走向城市”、“从城市走向大海”或仿佛“再回到出发的地方”等，“沿途的每一处风景”都是赵德发抒写的题材，“心灵的迁徙与归依”都呈现了作品史诗的光辉。史诗的抒写只能说明赵德发作品的题材选择绝不是囿于乡村一隅，而是涉猎到了整个人类社会，这也正是著者所言“内容选择的战略性是赵德发文学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二是分析论证了作品独特的诗性和意象性特征。著者指出“赵德发小说具有鲜明的意象特征”。其语象的诗性，不仅表现在作品中大量的律绝、民歌、小调的美感，还有叙述的内在节奏的张弛有度、行云流水，凸显了汉语作为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其图像的诗性，是在诗情中呈现画意，无论历史勾陈、景物摹写、人物刻画，都给人极强的视觉上灵动的画影美感。其意象的诗性，是指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诗性的意象，短篇小说“窖”系列中对“窖”作为情节展开的物象摹写极富诗性。不同的人赋予了“窖”不同的意义内涵，它既是保护隐私、温存情爱的处所，又是杀人的工具和愚昧冷血的象征，著者对“窖”这一物象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的深刻分析，窥见了德发小说非常饱满的诗性特征。《大地上的歌吟》对“意象”的分析不惜笔墨，尤对“天牛”“雹子树”“金钉子”三个分别贯穿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意象”阐发更是让人见微知著，启迪思想。三是分析论证了其新现实主义不断强化的特征。《大地上的歌吟》分析表明，赵德发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倾向是逐步强化的，突出表现为大胆尖锐地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和直率真实的写实风格的完美融合。赵德发的创作实践既是现实主义的一次回归，又是新时代社会文化特征对文学与现实的理性关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之于现实的价值、意义、作用的重新寻找，对现实价值之于文学的土壤、营养、源泉的重新寻找。

深度挖掘了赵德发创作走向大海、展示精神的新的定位和战略走向。《大地上的歌吟》第九卷第四章以“大海之魂：可期的未来路途”为题，解析了赵德发创作精神的无限性和再创辉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回望辉煌是为了再创辉煌。从赵德发的第一篇文字《从两则故事说起》，到沂蒙系列中短篇小说，到九部长篇小说以及《学海之鲸——朱德发传》，展示了作家深刻思想精神燃烧和艺术当量倍增释放的过程，从而得出了“生命有期，创作无限”的答案。著者明确指出“赵德发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他在大地上不断修行、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过程，也是被当今文坛和广大读者逐步认可，进而得到高度评价，奠定其当代文学史地位的过程。”这一评价说明了赵德发及其创作已然成为一座高山。用参禅的眼光来看德发“余生再无战略”，这一个“无”字里其实蕴含着一种大“有”，这个大“有”正是从《经山海》蓝色与黄色交汇地带走向“万物源于水/仍要归于水”（杨炼《陶罐》）的深广抒写。因为“赵德发的文学人生，是他自主选择的人生，是无怨无悔的人生，也是无愧家国、无愧时代的人生”。正在行进中的《蓝调子》的书写是赵德发继续跋涉攀登峰顶途中的观景之作，也正是途中的壮丽观景才会给他蓄积更大的创作能量，进而促进以“大海与人生”命意的第十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大地上的歌吟》说：“我们期待这部新的作品能像他的朋友张海迪的《绝顶》所描绘的一样，将他的创作推向‘精神的绝顶’，在万山之上，在文学的天空，闪耀独特的光芒”。顺着恒昌先生的思路，我们将期待和注目“大海的人生，人生的大海”那关于大海精神的崭新书写。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中有一句经典的结束语：“毕竟，美好是指向未来的！”

从学术角度观察，《大地上的歌吟》在研究方式和文本构建上，也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呈现自身的新特点，实现了一些新突破。

学术范式上的探索和突破。《大地上的歌吟》以文学原理的“本事”指引为经、以多种跨界理论诠释为纬，系统地、细密地织就了“大地上的歌吟”的理论谱系。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九卷四十五章，第一部分卷一计五章，叙述了赵德发的成长经历及与成长经历难以分割的文学启蒙的心路历程；卷二至卷八计三十六章是对赵德发小说作品的文学评介和理性参鉴；卷九计四章是对赵德发散文随笔的理性评析及对赵德发创作前景的深情眺望。每一卷及其每一章的叙述都析出了赵德发文字的哲学、文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价值。一是探索用系统论建构文本。全书作为一个系统，其所属的子系统（卷、章、目、提要,文本规模的每个层次）逐层级作为整体的部分构成了全书逻辑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每一卷或章的提要，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整体形象的理性呈现或必备要素，如满天星斗，用“互文见义”的方法撷取了“最亮的一颗”，恰是一个个、一组组“最亮的一颗”，构成了“大地歌吟”思想精神和艺术风格及流变的全息性、系统性，形成了作家文学生命历程体系、作品思想体系、艺术风格体系的完整建构，三个体系有着相互关联、影响、互为因果的严密逻辑关系。二是探索用史学方法建构文本。《大地上歌吟》在编年体构架下，以“纪传”性体例分析作家、作品，提炼价值，犹如新时代文学版的《通鉴纪事本末》，呈现出史书的学术气息。在对具体作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同时，均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联系乃至作家其时的创作动机做周详考察，做到了“论从史出”。本书几近集纳了赵德发的全部研究资料且索引清晰，出处明确，是难得的赵德发及其作品研究的“成果精编”。三是探索用多学科理论参建文本。哲学家、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理论阐引自不待言，科学家爱因斯坦、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文化学者韩民青等多人的跨学科理论在文本中诠释赵德发作品的有益作用，使得赵德发及其作品的研究从表征、肌理到灵魂得到理性光辉的烛照。四是探索用创作语言书写文本。《大地上歌吟》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她的叙述语言带有很强的抒情性，就连书稿的名字“大地上的歌吟”也富有诗意，特别是卷一五章的叙写，业已让人走进了赵德发成长的时空里，为他的苦难修行共鸣，也让人再次体验了文学创作实在是“哀怨起骚人，文章憎命达”这样一个自然法则。这部著作不似当下那种貌似高深玄妙、神龙见首不见尾、欧化句式大量堆积，极度抽象而让人难获美感的学术文字，而是以平实、从容、清浅、舒朗、隽永、典雅、整饬带有强烈美感的叙述语言，引发读者的兴趣，催动人们走进赵德发走进作品的世界里，为《大地上的歌吟》再次凸显的人物命运共鸣、为自然而出的理性判断共振。独特的学术语言强化了读者与文本的亲和力、可读性。

批评方式上的探索和突破。《大地上歌吟》是一部专事文学评论的评传性著作，如文学史写作，一般而言，对作品的分析不会详尽其貌只做掠影式巡礼，但这部著作对作家的几乎每一部作品均设专章研究，对其作品中的叙事、人物、背景总是“历历从头说细微”，让人产生每一次欣赏都沉浸其中的深度美感，唯有这种美感的获得，才会引动读者的理性思考。在《大地上的歌吟》的品读过程中，会让人产生赵德发小说的再创作和对赵德发小说的理性评判互为表里的感觉，虽悠然心会，却妙处难说，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地上的歌吟》作为一部文学评论著作的独有魅力。诗歌在卷首的引用颇有新意。她如一束光芒，既从作品中来，又指引读者到作品中去，让读者带着审美的愉悦跟着著者走进“歌吟”的新世界。

审美理想上的探索和突破。学术美学是近年来学术研究一个新的分支。《大地上的歌吟》从接受意义上讲其学术文本应和作品一样，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同样给人带来了审美的愉悦。首先体现在“部分等于整体”美学观的新呈现。《大地上歌吟》文本的美学向度非常独到，她不同于既往对作家作品分析提炼主要思想的做法，亦不同于截取某个领域或某一侧面进行评介分析。在全部小说作品、包括散文部分的条分缕析中让我们看到，赵德发在新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引领下，其每一部作品都各美其美，其思想精神的表达难有主次之分、亦无容量大小，每一束思想的火焰都同样照亮心胸，每一个精神因子都成为作品的主题表达。其次体现在注疏方法的新运用。注疏是传统学术的主要方法，尤以经学注疏最富生命力和美感。《大地上的歌吟》的注疏，多是“打通作品与评论的壁垒，让论者的思想与情感在二者之间畅行、交融”。这无疑给《大地上的歌吟》的接受者以美的愉悦。

读这部书稿，仿佛看到赵德发与李恒昌两位先生手挽手一起从山东莒县定林寺旁的文心亭出发，一路歌吟，来到我们面前。

2020年1月25日于北京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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